又是清明。

就这么一晃儿，彭杨已走了两年多了。

前两天收到大学同学小裴的E-mail，说她们当初同宿舍的几个女生小聚了一下，在北京，为的是徐杰喜得贵子。她说佳丹考上了北大的MBA，张艳红结婚了，喜事很多。她还说她们都很想念彭杨，回家后她翻出了彭杨毕业前送给她的一张照片，是当年在野三坡拍的。

其实，我也挺想彭杨的。

早就想写点东西给她，但这几年在海外疲于奔命，就这么拖了下来。

就今晚吧。我关掉电话，坐在电脑前，点上一柱香。

窗外，是佛罗里达微凉的春夜，温柔而宁静。

就让我好好地想一想她。

九八年初的一个深夜，我梦得正酣，忽然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吵醒。抄起电话，朦胧中听到杨辉的声音从遥远的深圳传来。他声音有些发抖，劈头就说：

“彭杨去世了。”

我当时头很懵，好象没有反应过来，不知说了几句什么，就把电话挂了。

然后我发了会儿呆，居然又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大约是一两个小时后，我忽然惊醒，翻身坐了起来。觉得不对，便拿起电话打给深圳。

杨辉说，“彭杨的确去世了，明天在北京开追悼会。我们现在在通知各地的同学，不能参加追悼会的，就给她烧烧纸吧。”

放下电话，一抹脸，不觉中我已泪流满面。

那天，我一一打电话给在美国的同学。几小时后，大家又都不约而同地打电话给我，确认消息是否可靠，似乎没有人真的相信。

晚上，蒋志毅，邓磊从北京打来电话，简单地讲了一下追悼会的情况。当时是北京的中午。然后，我走出屋外。

天上是一轮皎洁的圆月。很大，很亮。

我一张一张开始烧起了纸钱，想着再过几个月就是彭杨２８岁生日了。

当时我们毕业已快五年了，同学们早已遍布四方。全国各地，美国，日本，甚至非洲。在这个月明风清的夜晚，不知有多少束香火静静地燃着，在天涯海角遥相辉映。

纸全都燃为灰烬。当最后一颗火星熄灭的时候，我知道彭杨真的走了。

最开始注意到彭杨，是在大一第一学期一堂无聊的政经课上。那是在８９年，记得是在教二的大教室里头。为了应付点名，我照例拿了本小说坐在最后一排的一个角落。

课堂上大家正在争论一些诸如“是资本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好，以及为什么”之类的问题。同学们引经据典，唇枪舌剑，气氛非常热烈。观点一旦被驳，就要全力反击。今朝风流人物，也搞不清谁主沉浮。大家心中都油然升起着使命感和自豪感什么的。

忽然，彭杨站起来，慢声细气地说，“我觉得讨论这些挺没劲的。你们觉得有意义吗？”然后就坐下了。

教室里凝固了一会儿。

然后，财金系一哥们儿忽然想出了一招儿来反驳几分钟前的一个观点，也没理彭杨，又开始说他怎么怎么有理。于是讨论又继续进行。

我看到彭杨从书包里掏出了毛线，旁若无人全神贯注地织起了毛衣。

后来，我经常在校园里看到她。她总是穿一条瘦腿牛仔裤，把裤脚挽得很高，足登一双黑色高跟皮鞋，白袜子。头发有时披着，有时高吊成马尾。Ｔ恤衫胸前是一个硕大的京剧脸谱，有时脖子上还带一串佛珠什么的。如此异装，再登上一辆２８男车，吱吱嘎嘎，风风火火。披一身阳光灿烂。

我还知道她是北京人，会跳舞，能写点文章，是个文学女青年。她爱吃山楂片，还喜欢用黄酱拌米饭。有人给她起过个外号，叫大侠。

周末北京学生大多数都回家。一个星期六晚上，我闲得无聊，第一次打电话到彭杨家，然后就开侃了。我们聊刚认识的同学，刚进大学的新鲜事，以前的中学，想到哪儿聊到哪儿。一会儿嘻嘻哈哈，一会儿又故作深沉，谈点儿十八九岁时的人生观，世界观什么的。基本上是我说，她听。

我躺在床上，不停变换成最舒服的姿势。将近快４个小时过去时，我还是觉得很累了。于是就说，要不咱们改天再聊吧。

彭杨打了个哈欠，说好吧，我腿都站木了。

我当时一愣。她大概察觉了，便解释说，哦，我们家电话放厅里的五梯柜儿上，旁边儿没地儿坐。

那天晚上，我基本上是瞎扯淡，但彭杨没有扫我这个新朋友的兴，就这么听了４个小时。站着！

大二的时候，我们班同学一起去过一躺野三坡，玩得很开心。我们一伙人住在农民家。白天骑马爬山，夕阳下野炊聊天，然后在星空下的河边点篝火，唱歌。

那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又都有些少年烦恼。不是在热恋着，就是在暗恋着。

彭杨一直张罗着这，张罗着那，象个大嫂。女生在农民房里洗澡，她还守在门口，防止我们偷看。

坐驴车时，她一边忙着大叔长大叔短的奉承赶车的老农，以便事后杀价；一边唱着小曲儿，拍着拉车的毛驴。

“小驴儿你快快跑，姐儿我就喜欢你。”

我坐在她后头，看着她一人儿在那儿臭美。

忽然一阵恶臭，大家都同时皱起了眉头。

然后我就看到在彭杨轻轻拍着的驴屁股上，迅速地源源不断地喷出了许多驴粪蛋儿。

我们几个男生幸灾乐祸地看着彭杨。

她一下儿不唱了，赶紧把手抽回来，甩了下头发，扭了扭身子，严肃地把头转过去，假装没看见我们。

过了两秒钟，她噗哧一声乐，然后就前仰后合，乐地一发不可收拾。

然后整个驴车笑成一片，响彻山谷。

那天天空湛蓝，阳光亮得刺眼。

彭杨小时候好象参加过舞蹈队儿什么的。每当系里有个大事小情，迎新生，送老生，五四新年什么的，她总要把班上起眼儿或不起眼儿的女生组织起来，然后连编带导，一块堆儿在舞台上摇身一变光艳照人。她们有时是婀娜婆娑的孔雀，有时是手秉烛火的仙女，有时还是刀光剑影的女侠。她们舒展身姿，变换队形，弄得人眼花缭乱，心旌荡漾。

但彭杨好象从来没有领过舞。她总是在队里一个最不显眼的位置。浅浅地盈盈地笑着。

那阵子我也喜欢凑热闹，参加点儿卡拉ＯＫ比赛什么的，现在想起来多少有些汗颜。当时电视里时兴前边一个唱歌的，后边跟一大堆伴舞的。我也跟着学，拉上了彭杨和小裴。

演出前，我和小裴都已经倒拾好了，在她们宿舍等着。彭杨躲在她上铺的床帘里头往脸上涂色儿，催了几次，老说快好了。

快到时间了，我又开始叫唤。

忽然窗帘一响，她探出一张重彩盛装的脸，咧嘴一笑说，“我好看吗？”

我吃了一惊，然后就说，“好看，跟媒婆似的。”

她又哗的一声拉上床帘，在里头哈哈笑作一团，弄的上下铺一起和她花枝乱颤。

那天晚上我唱得很卖力，她们俩跳得也很卖力。一首歌下来，三人都出了一身汗。

演出效果很好，几年过后在深圳的一个校友会上，一个低年级的女生认出了我，还问我是不是在学校时唱过歌，还有伴舞的。弄得我直脸红。

下台后，彭杨掏出手绢儿擦我脑门儿上的汗，我就冲她坏笑。她也冲我笑，然后点着我的鼻子说，别讨厌啊，我有男朋友。

彭杨在大学里有过两个男朋友。第一个是她的高中同学，第二个是我们同级不同班的同学，追了她将近四年，毕业后成了她老公。

与第一个分手时，彭杨很难过，那男孩儿更难过。记得他还跑到北京音乐台给彭杨点了一首“人鬼情未了”，还说了一些挺让人心酸的话，记不得都说了些什么了。

快毕业那会儿，大家都挺乱的，分手的和速成的都特别多。

记得毕业前全班同学在二招餐厅吃最后一顿饭。想着大家就要各奔东西，觉得特别难受。看着大家为了留京，分配而明争暗斗，又觉着特别没劲。心里堵得慌，我就玩命喝酒。一会儿就醉滩了，还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不知道被谁扛回了宿舍，又仍在了杨辉的下铺上。

那天晚上，彭杨就跪在我床边，拉着我的手，跟我小声儿说着话，好象也哭了。我真是醉得不省人事，记不得我说没说话，她都说了些什么。但我清楚的记得，那一刻我相信友谊地久天长。

不久后，我们几个北京的和留京的同学就开始跑北京站，一趟一趟地送同学，每趟都撕心裂肺的。

等大家都走了之后，北京就好象空荡荡的了。

那一阵儿，大家也都互相写留言。不知为什么，别人写的我都找不到了，只有彭杨写的我还留着。

这是一张四月份的日历纸，彭杨在２３号那天上划了个五角星，还写着“ｍｙｂｉｒｔｈｄａｙ“。这张纸跟着我飘荡了这么多年，经历了天灾如台风洪水，人祸如生离死别。它已经发黄了，并且满是水印。再加上彭杨写字比较难看，有些地方已看不清了。我试着抄录一些。

“最喜欢的事：嫁给自己喜欢的人





最喜欢的花：四月的郁金香（要勤送）





最喜欢的朋友：昕儿（指我）这类的男孩





最怕的事：给好朋友写留言





……

本以尽在不言中的一些情谊，待用笔去勾勒，忽然就羞涩涩地浮不上来，好懊恼。只记得，大学四年中，每碰上些什么棘手的事，最先想到的朋友是昕儿；只记得，舞场上旋转时，最喜欢的舞伴是昕儿；只记得，创下与我电话交谈最高记录的是昕儿；只记得，能让我痴痴呆呆地‘投入地听一次’的歌手是昕儿。也记得，能让我义无反顾地帮着做什么的人是昕儿；同学聚会醉聚一堂后，让我最为担心的朋友是昕儿。

……

不说了，太多的笑曾与你共有，太多的泪也曾一起流过。没有更多的奢望，能有如许之共享岁月的朋友又有几人何？！

四年中，已给了你我太多的感受，你该明白我的友情有多深。即便今后可能难重聚，我的情谊伴你在每个成功或不成功的岁月里……”

毕业后，彭杨很快就结婚了。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她没有变成一个风风火火地女强人，而是进了一家很一般的公司，专心致志地作起了贤妻。夫妇俩人感情一直很好。她老公很有上进心，总想折腾出点名堂。进过国营公司，去过外企，也不同形式地单干过几回，最后又办起了出国留学。不管老公作什么，彭杨都心甘情愿地支持他。她动用所有朋友关系打探消息，发掘门路。但我知道她是最不愿意求人的。

那段时间，她好象作过好多事，推销过矿泉水，甚至还在街上摆摊儿卖过服装。

后来她老公办出国，考试申请学校，她又到处打听消息，然后一字一字的在打字机上填申请表格。

那时候她好象比较困难，有时还要跟我借钱，但她总是很快就还，每次还钱还都要请我吃饭，尽管我再三说不用。就这样，每次同学聚会她和她老公都要抢着买单。每次聚会，她也总要精心地打扮一番，尽管那些衣服都有些过时。她身体那时候也不太好，动不动就病上几天。

毕业第一年，我因为准备出国，也没有什么正式工作，在旅行社当当导游，在外企混上两天，过得比较颓废。彭杨有时候也劝我应该积极些。

有一次我正在和一群胡朋狗友喝酒，彭杨在班儿上呼我。我刚给她打回去，她又有事要出去。我正准备挂电话，她忽然说，“等等，别喝了啊。找死！”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父母那时也很为我的不务正业担心。吃晚饭时，我狼吞虎咽，我妈却老盯着我看，但什么也不说。有时看着看着，就叹一声气把碗筷放下了。弄得我莫名其妙，因为我觉得我过得挺好的。

后来我没出成国，再加上一些别的事，就干脆跑到了深圳。结果世事难料，在深圳的一年反而成了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这是后话。

在深圳时，记得有一次彭杨打电话来说她要来深圳出差。来的那天我买了束花儿在中巴站等她，见面后自然是很高兴。

记得那天她穿了一身新衣服，大概是为了见我们特意买的。但那双廉价皮鞋掉色，把她的白袜子都染黑了。她很不好意思，一直跪坐在地毯上挡着脚。我当时觉得她在北京过得一定很憋屈。

那时候我们在深圳的住处除了杨辉和我几个常驻人口以外，每天都川流不息着各路朋友，象个俱乐部。彭杨来了，就一一介绍给他们。等介绍到一个男孩时，彭杨没理他，扭身就进里屋儿了。弄得我们特别尴。

后来一问才知道，巧的是彭杨高中时一个姐们儿在大学时追过这个男孩，还用手抄了一遍“飘”给他，但他不但没领情，还当面就给扔回来了。从此彭杨觉得这人不但绝情，而且操蛋，当然是站在她姐们儿那边，不再理他。

她一直是个爱憎分明的人。

那天晚上，我们先去吃了东北菜，又去了一个的厅，最后去了一个叫“涅磐” 的前卫酒吧。我们喝了好多啤酒，玩得很开心。彭杨也高了，跳舞的时候一直往地下出溜儿。在震耳欲聋的音乐里，她对着我的耳朵喊，深圳真好，我不想回北京了。

后来我们送她回酒店，路过一个便利店进去买点夜宵，一没注意再一回头，她已经栽倒在一堆象小山一样的水果里。

等我们一帮人回到家，刚刚横七竖八地在厅里的地毯上躺下，彭杨又从酒店打电话来，说她特别高兴，可是明天就要回去了，然后又说一遍她那晚特别高兴。

我找了一小块空地躺下，关了灯，屋里渐渐响起了杨辉等人的鼾声。我眼前突然出现了骑着２８大车，阳光灿烂的彭杨。

第二天中午她打电话到我公司，说他们的车被撬了，她和她老板的东西都丢光了，还说这大概是老天不让她太喜欢深圳了。然后她就回北京了。

九五年夏天，我拿到了奖学金，告别了在深圳的朋友，回到北京，又从北京来到了美国。

九六年夏天，彭杨的老公申请学校成功，也到了美国。

这期间，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我知道彭杨换了工作，弄了套房子，还在股票上赚了些钱。蒋志毅去参观她的新房，回来后写信给我说彭杨的老公真有福气，彭杨屋里目能所及的地方全是他的照片。

彭杨也在积极地准备出来，我们还商量着年底在美国聚会。就在她手续办的差不多时，忽然传来消息说她病倒了，发现了肿瘤。后来说是良性的，手术后就没事了。我当时觉得是虚惊一场。

九七年初，彭杨终于来到了美国与先生团聚。她到了之后，我们又兴奋地在电话上煲了几小时的粥。她兴致勃勃地一一向我汇报着国内同学的近况，以及她在美国的打算。她还说她住的地方象农村，一点儿都不象美国。

之后的两个星期，我打电话都没有找到他们。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彭杨的电话，说她目前在哈佛大学附属医院，她的肿瘤扩散了，是癌。她当时腹部积水，她自己说象非洲难民。我当时震惊得人都木了。第二天她就飞回北京了，他老公也暂时休学，回国照料。

之后不断传来彭杨的消息，时好时坏。同学联系时，也总要互相交换一下彭杨的消息。

九七年八月，我开始工作。十月底出差去日本，然后转道回国作短期停留。到北京的第二天晚上，我和蒋志毅跟彭杨的老公约好去协和医院看她。她当时已从普通病房转到了无菌室。

彭杨的老公一直在跑医院，后来干脆就住在了医院旁边的招待所。他人很憔悴，好象那时候他的爷爷也住院了。

当我们手捧鲜花走过医院肮脏的过道时，我的心开始揪紧，我好象才真正意识到彭杨经历着怎样的苦难。

她的病房在楼层的最后一间，不能进人，我们要看她只能隔着窗户站在阳台上，谈话要通过一个窗台上的对讲机。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们几年后的重逢会是在这里。

彭杨的先生说她当时正在进行化疗，吃一种很强的药，以毒攻毒。

窗户上挂着一个白色窗帘。可能当时彭杨刚刚吐完，正在收拾。

大约过了几分钟，窗帘打开了。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彭杨穿着病号服坐在床上，面色苍白，人瘦得脱了型。可能是由于脱发，她头上戴着一个白帽子。

她非常虚弱，每说几个字就要歇一歇。她问我能看到她吗，说她看不到我。

当时天已经黑了，屋里是亮的，我们能看到她。而我们站在黑暗里，彭杨看不到。

我不想让她太伤感，于是还不停地贫嘴，还说要在美国等着和她一起出去玩儿。她就慢慢点头。

两三分钟后，她累了，我们就告辞了。彭杨使劲向窗外看着，想看清我们的样子。她缓缓地向我们招手，努力挤出一个微笑。

然后，窗帘被拉上了。

这便是我和彭杨的永别。

九七年底，彭杨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我的１９９７”。后来小裴传真给了我。大意是说她年初来美国，然后回国与病魔斗争。她感谢先生，家人以及朋友的温暖鼓励和支持。

我想她当时已经有了一些预感。不久后，她就真的去了。

九八年五月，我又一次出差回国，到北京后第一件事就是想看看彭杨。为了不惊动他的家人，我和蒋志毅决定自己去八宝山公墓。

到了骨灰堂门口，我们被一个看门的老头儿拦住，向我们要骨灰证，我们当然没有。一来我回国时间很紧，二来我们又不可能去打搅她家人，于是我们就开始向老头儿说各种好话。老头儿很有原则，死活不让我们进。我于是真急了，想要硬闯。

蒋志毅一把拉住我，又苦笑着跟老头儿说，“大爷，我这哥们儿大老远从美国回来，过两天就要走了，今天特意来看看以前的一个好朋友。您看看，我们俩也不象是诚心捣乱的人。就算是我们想捣乱，我们也不会来这儿啊。”

老头儿象是动了点儿恻隐之心，“小伙子，不是我诚心难为你不让你进，里边那么多骨灰盒，你根本找不着。”

我们看他松了口儿，赶快又说好话，又把贵重的东西都压在了他那里，才终于进去了。

老头儿没骗我们，骨灰堂里成千上万个骨灰盒分布在一个套一个的厅里，几乎没办法找到。我们找了半天也没有结果。于是蒋志毅掏出了手机，打电话给来过的佳丹，让她凭印象给我们指指路。根据佳丹的指示，我们又找了一阵子，终于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彭杨。

这是一只再普通不过的骨灰盒，里边有一张彭杨的照片，还有一朵干枯的玫瑰花。

我知道彭杨一生都不是显山露水的人，平凡地葬在这里也许是她的心愿。

后来我又回过几次国，都没有再去八宝山，因为我已把彭杨装在心里了。

九八年的圣诞到新年，我儿时在北京的朋友，深圳的朋友和在美国的朋友都千方百计地来到了美国南部的迈阿密相聚，这也是当初与彭杨商量的计划之一。我们在一起高高兴兴舒舒服服地厮混了十天，过了十天无忧无虑的神仙日子。

十二月三十一号那天，我们去海边烧烤，唱歌，游夜泳。

回家后，我一个人坐到院子里的游泳池边给彭杨烧纸。朋友们有的认识彭杨，有的只是听说过，他们都嘱咐我跟彭杨说几句祝福的话。

那晚，我跟彭杨说了很多。

我告诉她我挺好的，请她放心。我说我现在非常愉快，因为我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平淡而真实的生活了。

我告诉她同学朋友们也都挺好的，好多人都结婚分房子了，大家见面都在说装修的事儿，有时竟然还能在家具店灯具店里碰上。

我还跟她说，这段时间因为工作关系，我跑了很多地方，有些地方很美很美。我说她现在自由了，也有时间，应该到世界各地去看看。

新年钟声快敲响的时候，我们又跑到大沼泽地去放鞭炮。回来的路上，车里的收音机里忽然传来一支熟悉的曲子，叫“友谊地久天长”，又名“一路平安”。新年过后，大家又各自上路了。

从此的旅途上，我便常常看到彭杨。

夏维夷梦幻般的晚霞里，篝火边那头顶花环身着草裙翩翩起舞的姑娘就是她了。

南澳州爽丽的早晨，她分明在碧蓝碧蓝的海滨嬉水拾贝；

蒙特利尔街边的法式咖啡馆，她在午后的阳光下懒散地翻着报纸，啜着红茶，逗着鸽子；

菲律宾晨雾缭绕，椰香扑鼻的小岛，她沿着长长的海岸线慢跑，然后又大嚼特嚼各种奇珍异果，弄得满手粘汁；

山林里溪水旁的木屋，她在阳台上听着鸟叫，荡着秋千；

美国西部戈壁滩上令人窒息的美丽荒凉里，我又看到她在凝目沉思……

……

到这里，彭杨的故事就算是讲完了。这些事，我已经给很多朋友讲过很多次了。今天终于得以把它写下来，也算是了却了我一桩心愿。

再过几天就是彭杨３０岁生日了，这篇文章就当是我送她的礼物吧。

夜已经深了。

好吧，就让我再点一柱香，给彭杨。

在青烟升起的时候，我向夜空里送去十年前那样年轻的笑容，我相信彭杨看到了。

我并不觉得特别的悲伤，因为我相信彭杨还活着，在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绿草无垠，鲜花盛开，阳光明媚，星空璀璨。

我知道，她还活着。她还活着。